資料來源:周祝瑛（2000）。猪肉攤上的教育家。臺北：南宏。

校園性騷擾何時了?!

    日前在一場大學校園性騷擾的公聽會中，親眼目睹國內大專院校在處理類似性侵害案件中，充斥著承辦人員態度輕忽、專業知識缺乏，校園中官官相護、息事寧人的心態，除了值得教育主管當局，重新檢討校園實施兩性平等教育的成效外，身為大專院校教師且擔任校內兩性平等教育委員的一份子，在每年受理不到一件性騷擾申訴案件的情況下，不禁要追問：到底校園中的申訴制度出現了什麼問題？竟然如此不受人信任？以台北科技大學性騷擾的公聽會中，可看出端倪：

    一、校園性騷擾受害人最大的困境在於蒐證之困難，尤其在案發時，受害人多驚慌失措、不懂得保留證物（如：被強吻後所遺留的口水、對方的頭髮或抓痕等），因此在出面申訴時反而面臨遭對方控以「誹謗」的威脅。

    二、由於證據不足，校方在處理過程中並未認真對待，導致在冗長的行政官僚體系中，出現責任交辦不清，對當事人保密不周，甚至直接將學生自白書逕交由被控人員過目，錯失調查蒐證良機，也讓申訴學生曝光，再度成為受害之可能。

    三、學校校譽與人身安全（包括學生人權）混浠不清，認為學生性騷擾的申訴有違校譽，有礙師道尊嚴，甚至在校內同仁相互維護的心態下，出現以「保護學生不受傷害」為藉口，要求學生息事寧人，甚至向該名教授道歉，種種蔑視學生權益、模糊事實真相之反面教材！

    四、校方對性騷擾案件輕忽的心態加上對兩性教育專業知識的缺乏，導致數月來閉門造車，權責不清，連公聽會中校方代表竟仍對外宣稱「此案正在學校申訴過程中，外界不宜介入」及「不知有校方要學生向教授道歉」云云。若非校方的處理延宕時日且有模糊焦點之嫌，為何學生必須甘冒被告危險向外界求助？

    從整個公聽會的現場，仍可看出該校代表對學生性騷擾案件處理方式的成見，以及與兩性平等時代潮流脫序的現象。身為社會公器的學術殿堂——大學校園尚且如此，也難怪推行了近兩年的各級學校兩性平等教育小組設置規劃，設立的學校只占半數。如果只是空有政令、原則，卻無法對現行性騷擾申訴管道進行體檢，則類似台北科大的案件以及該校處理過程所呈現的種種問題，將持續下去，而受傷害的又豈僅是校譽與師道尊嚴而已?!

（原載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，民８８•５•28，15版）